李女士，北京某商业银行高层领导，工作优秀、生活幸福，唯一的缺憾，就是少了一张北京车牌。2012年，李女士在看车时发现北京一些4S店在卖车的同时提供京牌租赁业务，而且价格很低。最终，李女士购买了一辆奥迪A4L轿车，并与该4S店签订协议，以每月500元的价格租赁一个北京牌照，租期一年，到期续约。

一年之后，4S店将每月500元的牌照租赁价格提高到了每月1000元。李女士曾私下告诉记者，以她的收入水平，每月两三千元的牌照租赁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总感觉“不能放弃车牌”的软肋被捏在4S店手里，时刻担心自己会随时被对方狠宰一刀。

2014年下半年，李女士的车子出了一次事故，需要走保险维修理赔。4S店要求李女士先行垫付维修费，但保险公司告诉李女士，由于这辆车登记在某公司名下，维修费不能赔付给李女士本人，她只能向车牌的登记公司追索。

这样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，李女士后来得知，销售车辆的这家奥迪4S店因经营不善面临巨额亏损，甚至有破产闭店的风险。而李女士和其他同样以租赁形式取得牌照的车主一样，其花钱购买的车子随时可能被抵押给债权方。“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个车牌把车子过户出来，否则不知道哪天就会有银行或者法院的人来冻结财产没收我的车。”李女士焦急的说，她把所有认识的朋友都动用起来了，就为了能借到一张车牌。

据记者了解，北京一些有集团背景的汽车经销商，其集团内部多半会有汽车租赁公司、汽车修理厂、保险代理公司、金融公司等。在北京实行指标摇号的头几年里，一些集团会把旗下租赁公司的车牌拿出来给经销商作为促销手段。一些品牌小众、销量不佳的车型，居然靠着“买车+365元送北京牌照”的广告，创造了销量的神话。

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这样的做法面临很多风险，自己花钱购买的车辆不在自己名下，即使车主日后通过摇号手段取得了自己的车牌并顺利将车辆过户，但由于车辆此前曾登记在租赁公司名下，这样的车日后在出售时将面临残值较低的风险。

为了车牌买下公司 车主秒变企业法人

张先生的公司位于北京市霄云路的朝阳区工商行政办事大厅附近，多年来一直从事 “代办工商、税务服务”等业务，与很多民营公司、个体工商户打交道频繁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先生收了一个营业执照，该公司名下有一辆小轿车的指标，原本1万块钱收的公司，转手就卖了10万块钱。从此以后，张先生将公司的主要业务方向做了调整，专门收购有指标或有摇号资格的公司，再转给有需要的人。

“北京牌照的指标是不能过户的，不论你是租还是借，车子都不会落在你自己名下，除非你能中签。”张先生告诉记者，他们采取的这种方法比较稳妥，一是将闲置公司的资产处理好，收购“壳子”并理清各种手续；二是将意向车主过户为公司法人，再将车辆购买或过户到该公司名下。车主想运营公司也可以，如果不想运营，每年交给他们很少的一笔托管费，按时年检、报税，保持公司状态正常就行，“实际上，就是养一个公司的壳子，专门给你挂车牌用。”张先生说。

张先生告诉记者，公司参加摇号的资格是每年纳税10万元以上，因此，并不是随便一个公司都能参加摇号的，因此收购的成本也略高些。此外，愿意出售公司的一般都是些小企业，注册资本大多在20-50万元左右，以文化传播、营销策划、网络科技等没有门槛的小公司为主。

据张先生透露，现在排队要买公司的人非常多，但是“货源”比较少且不稳定，由于供小于求，出售的价格几乎都在15万元以上，而且是出一个卖一个，非常抢手。

5-15万元买牌 靠终身背户或假离婚

“这辆200万的跑车我要了，只要能上北京牌，我立马刷卡开走。”

面对这样目标明确的土壕，你认为销售人员能束手无策眼看着客户飞走么？当然不会。目前，在北京的二手车交易市场，活跃着一支专门收购、倒卖身份证的队伍，做的就是“职业背户人”的生意。

北京某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老刘，曾在2009年时花2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小面包车运送蔬菜。限号政策实施之后的2012年，竟然有“中介”找到他想买指标和身份证。老刘把自己的小面包车过户到河北老家，将他名下的指标和身份证以5万元的价格卖了。

“我觉得挺好的，等于车子白来的我还多挣了3万块钱，身份证给人家没啥，也贷不了款，我回头再补一个就行。”刘老汉告诉记者，他知道这些人要他的身份证是为了给车辆背户用，但他觉得既帮了人家忙自己还有钱赚挺好的，他甚至还介绍了几个同在北京打工的老乡也卖了身份证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这些“带指标”的身份证所能背户的时间以证件背面的有效期为准，有效期长的价格高一些，时间短的便宜一些。而这样一张身份证，可以倒手卖到6-12万元不等。

还有一种卖车牌的办法则是钻了“夫妻间可以过户车辆”的空子，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北京车牌的办法。闫小姐在京从事销售工作多年，年薪百万以上，开一辆宝马Z4跑车，无奈没有北京车牌，帅气的跑车很少敢往五环内跑。

闫小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个自己名下的车牌，哪怕花再多钱买都甘愿。后来，闫小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愿意出售北京车牌的人，落户的办法就是先与对方登记结婚，等对方将车牌过户到闫小姐名下，再办离婚手续。

“我正犹豫呢，主要是以前没结过婚，担心自己吃亏。”闫小姐说，她不敢跟父母商量，是怕他们强烈反对。“其实我要做的就是请律师把合同条款和违约责任写清楚，朋友介绍的朋友，应该不会骗我吧。”闫小姐说，她其实心里挺犹豫的，但是除了这个办法，她实在无法取得自己名下的车牌了。

实行了五年 摇号政策是否可以理性修改？

2016年2月底，今年首期北京普通小客车摇号刚刚结束，根据权威部门的发布：当期665人争夺一个“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名额”，中签率由上一期的0.49%暴跌至0.15%。看到这样的数字，不知道还有谁能满怀希望地憧憬自己可以迎来幸运之神的光顾。

无独有偶，2月中旬在网上疯转了一则“北京2016年摇号新规定”，其中提到：摇号审核阶段须交3000元保证金，摇中后弃号不买的，该保证金不再退还，且该身份证号3年内不得参与再次摇号；摇号以家庭为单位，一个家庭只允许一辆车，已经有一辆车的家庭不能再参与摇号；高校在校生、留学生等临时性北京集体户口人员不能再参与摇号……

诚然，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迫在眉睫，理应多手段、多渠道，严抓共管。供暖季单双号可以研究；收取拥堵费可以试行；封闭环线主路多个出入口、打通城市3.5环可以立即实践……而最早实行、也是曾经被认为最能有效控制机动车总量的“北京市小客车摇号政策”，在单纯一刀切的总量控制下，是否存在一些有失公平的简单粗放？

一方面，政策对于中签后弃号不购车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和处罚，一个家庭多个成员可以同时参加摇号；另一方面，对于真正需要车辆的人来说，想通过中签来取得号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：私自租赁号牌、甚至通过购买持牌人身份证为车辆背户的情况愈演愈烈；各自有车的夫妻还要将车辆过户到对方名下，腾出一个名下无车的人继续参加摇号；很多来京读书的大学生，从入学取得集体户口起就就开始参加摇号，不管自己是否要买车，不管毕业后是否留在北京工作，在他们看来，好歹要先占个指标，因为这是稀缺资源。

不可否认，在摇号政策实行的最初一段时间，确实为缓解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如今，在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总体处于高位水平，路况条件尚难立即改变的情况之下，简单的定量控制号牌增长实在难解近渴；同时，原本公平的“摇号政策”也不再是对购车需求的分批释放，而沦为了“撞大运”般的刺激游戏。

摇号政策已经实行五年之久了，或许我们有责任，也有办法对政策的效果查缺补漏，尝试一些理性的修改。(王溪)